安徽灵璧县人大代表、娄庄镇娄庄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某酒后骂了镇党委书记和派出所长，被公安局以涉嫌“侮辱罪”立案。县人大在兼职常委会主任的县委书记主持下开了两次会，最终通过了对该主任实施的刑事拘留。因王某畏“罪”潜逃，公安机关将其列为网上逃犯开展追捕。
    查看本则新闻所载的“犯罪事实”，王某骂镇党委书记李某的话是：“我现在就要揍你”，“我现在要你滚蛋，你就得滚蛋。”骂派出所长的话是：“你为什么和我过不去？” “你和李某穿一条裤子。”仅此而已。王某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酗酒之后，虽然法律规定，对醉酒的人违法犯罪同样可以追究，但观王某所为，显然是因为平时太熟，心里对书记和所长大人有意见而借酒壮胆泄愤，根本构不成犯罪。
    由此，笔者想起了引起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注的山西稷山县3名科级干部因举报县委书记获罪的“稷山文案”（2007年5月18日《现代快报》）；想起了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干部秦中飞因一则针砭时弊的诗词短信而被逮捕的“彭水诗案”（2006年10月19日南方都市报）；想起了陕西绥德县那位因落实助学金“冒犯”县长大人而被拘留的无辜的职中校长高勇（2007年12月29日《华商报》）。这三起案件中，前两起显然是公民因言获罪的典型案例，是对民主的否定和对法律的亵渎。如果撇开政治因素，从人性的角度看，官崽们的所为似乎可以理解，因为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刁民”毕竟危害到了他们的根本利益，而后一起那位职中校长和这位酒后骂了当地两位小吏的村官，却显然是那些牛气哄哄的县太爷、“土皇帝”和“城防司令”为维护自己可恶的面子和威风而枉顾党纪国法施展特权，是那些哈巴狗们在舔舐主子屁股而将他们作为牺牲品。这是对尊严的人权的莫大蔑视！
   为什么中国的官员总是这么“牛”？那些不懂中国历史的老外们可能会啧啧称奇，而在中国却司空见惯。也许人们还记得那位被湖南慈利县委书记和善于舔屁股的武装部长赐予一顿老拳的小民警王志宏，还有那位被著名的“河北第一秘”、原河北省国税局长李真吐了一脸唾沫的执勤交警等令人悲伤的小人物。这些心酸的故事会使人们不由想起“见官莫向前”的古训。据说，在中国古代，草民要见官，无论你是在半道拦轿，还是到衙门击鼓，衙役们给你的首先就是不问情由的一通板子，打得你皮开肉绽，让你知道官们的厉害。从历史剧上我们也常见到官府和官员们所到之处都有“肃静”、“回避”的牌子，那也就是告诫你，千万不要轻易见官！你一个小小的校长和村官，不但见了官，还惹得他不高兴，有你好果子吃吗？中国官员们不是常以“人民公仆”自诩吗？为何旧衙门作风和官僚习气然如故？
    中国的初级社会主义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那些旧官衙风气不可能说丢就丢得掉的，更何况中国仍然是个民主与法治不完全的国家，这些官衙风气有如官们的巨大利益，都是既得利益集团拼死坚守的东西，因为有了它，才能有前呼后拥，才能有威风八面，才能获得更多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一旦失去，做官对他们的吸引力可就要大打折扣了。
   在中国，要想治理这种根深蒂固的官衙风气，恐怕比治理贪渎腐败更难，因为在公权得不到有效监督制约、腐败之风盛行的中国，相比于那些贪污、贿赂、渎职的大鳄们的行径，这些小伎俩还是拿不上台面，引不起重视的，就象县委书记打警察一样，那还不是主子打家奴，鸡毛蒜皮，小事一桩，值得大惊小怪吗？
   其实，要想真正治理好官场也并不是无计可施，最有效的良方就是推行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让人民群众真正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那就不管你贪污、贿赂、渎职，还是官衙风气，都能一并给你治掉。

北欧国家，以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闻名世界。最高的福利和最小的贫富差距，令世界其他国家的许多人羡慕和向往，也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北欧的福利是面向全体国民的，是普遍的，广泛的，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的每个阶段都享受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北欧各国都鼓励生育，生了孩子能得到政府奖励，多生多奖；芬兰的产妇享受一年带薪产假，工作岗位保留；如果产妇嫌产假太长，想去上班，丈夫则可以替她在家照顾孩子，也同样享受带薪“产假”；幼儿在幼儿园里一切免费。小学、中学、大学从学费到吃住都免费或享受高补助。瑞典鼓励学生到国外留学，占学生总数30％的出国留学生得到政府资助。全民享受医疗保险。老人有养老保险，政府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专门的公寓，有优质的护理。失业者有失业救济金，丹麦目前失业救济金每月为1800美元。总而言之，人们无需为孩子上学、个人就医、赡养老人发愁，也不必攒钱养老，即使没有工作也有饭吃。醉鬼也能住上低价房屋，移民、难民也能享受到多种福利，一切弱势群体都能得到照顾。
　　
　　北欧实行福利制度最早、影响最广的当属瑞典。瑞典被公认为“福利国家的典型”，又称之为“瑞典模式”，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瑞典就对部分在职职工实行包括工伤、疾病和养老金在内的社会保险，以后又实行失业保险。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逐步完善其公共福利制度，并为教育、医疗保健以及儿童、老人的护理提供优厚的补贴。这种福利制度加上累进制的税收制度，缩小了人们之间实际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使得这个社会既不可能有人拥有一切，也不可能有人一无所有。一位美国社会学家说过：“出生在20世纪的瑞典好比是抽中大奖”。这说明，连一些美国人也羡慕瑞典的福利制度。
　　　
　　 瑞典皇宫
　　
　　 高福利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之上的。北欧各国从生产到消费的每个环节都要缴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为30－50％。政府靠庞大的税收支付各种各样的福利开支。“羊毛出在羊身上”，福利来自纳税。不过，纳税的多少是不一样的，收入高的人纳税多（由于税收累进制，瑞典高收入者70－80％所得要缴税），收入少的人纳税少，但所有的人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是平等的。高税收又与高工资紧密相连，目前北欧诸国的平均月工资在3000欧元左右。
　　
　　支撑这种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制度的基础是什么呢？主要有三点：
　　
　　
　　 一是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大。
　　
　　北欧诸国给人的印象都是“小国寡民”，其实除了只有4.3万平方公里土地、500多万人口的丹麦可以算“小国寡民”外，瑞典、挪威和芬兰只是人口少，而面积并不小，与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都算得上是幅员大国。瑞典近45万平方公里，只有920万人口，挪威近39万平方公里、芬兰近34万平方公里（大于或相当于江、浙、皖三省面积之和），人口都只有500万。它们都是地广人稀的国家，即使在它们南部经济发达地区也常常开车很长时间见不到一个村庄和城镇。但它们得天独厚，都有广阔的海域和漫长的海岸线，都有茂密的森林、丰富的矿藏、取之不竭的淡水等各种自然资源。 　　
　　据介绍，芬兰仅森林资源一项可供现有人口维持目前生活水平260年。瑞典有着和芬兰差不多同样丰富的森林，还有蕴藏量居欧洲第三的世界著名的优质铁矿，南部则有发展农业之利。丹麦地处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气候温和，农牧业发达，捕鱼量占欧盟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挪威由于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是世界三大渔场之一，它的西部海域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目前是世界第三大石油输出国，有比中国大陆海岸线还长的海岸线。
　　
　　这么少的人口，这么多的自然资源，这是支撑北欧“三高”制度的客观物质基础。

  　 二是高度发达的经济。
　　
　　北欧诸国都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人均gdp居世界前列。据国际货币基金统计，2006年，挪威人均gdp达到45449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卢森堡。丹麦、瑞典、芬兰分别居第六、第八和第十位。
　　
　　各国都有自己独特的领先产业而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芬兰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成为世界第二大纸张、纸板出口国，第四大纸浆出口国，以及重要的林业机械和船舶制造国。我们在赫尔辛基港参观了它生产的能破5米厚坚冰的破冰船。近十几年，高科技信息产业异军突起，诺基亚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生产商，在世界最强企业排名中位居前列，占世界销售市场38％。 芬兰被国际权威机构评为2004－2005年度“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
　　
　　瑞典是北欧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尤以制造业闻名，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90％以上。它的采矿、优质钢、汽车制造、造船、木材加工都非常出色，有世界最大的轴承生产企业，有沃尔沃汽车、宜家家具、爱立信手机等世界名牌。我国进口的20组高速列车车厢就是瑞典生产的。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3％，但粮食自给有余。
　　
　　挪威是西欧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世界第三大石油输出国。丹麦是“世界食品库”，其农业科技水平和生产效率居世界前列，猪肉、奶酪和黄油的出口量分别居世界第三、第四位，是欧盟最大的捕鱼国。它的嘉士伯啤酒和ecco皮鞋名扬天下。丹麦人自豪地说：“我们最小，但我们做得最好”。
　　
　　高度发达的经济和科技，是支撑“三高”政策的根本。
　　　
　　 三是高素质的国民。
　　
　　北欧诸国，基本上做到了人人受过高等教育，绝大多数人懂两种以上外语，国家十分重视科研人才培养，企业十分重视人才培训。
　　
　　北欧人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瑞典人有许多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发明。赫赫有名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1833－1896），是硝化甘油引爆剂、雷管、硝化甘油固体炸药和胶状炸药的发明者，荣膺“炸药大王”称号，当今世界科学最高奖“诺贝尔奖”，就是用他的捐款设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瑞典人是温度计、体温表、扳手、轴承、电冰箱、手机、鼠标、牛奶分离技术和牛奶保鲜包装技术、安全火柴和酒精测试仪的发明者。沃尔沃汽车是公认的安全性能最好的汽车。丹麦人在天文学、生物学、气象学、解剖学和免疫学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20世纪有12位丹麦人获诺贝尔奖。
　　
　　北欧人的高素质，还突出表现在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纳税被普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就像呼吸和吃饭一样自然，逃税一旦被揭发将在社会上无地自容。努力工作是社会风气，如果一个健康的人不好好工作，而靠吃政府救济金，将受到社会鄙视。政府官员都非常清廉。
　　
　　人的创新精神是北欧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经济保持繁荣的重要推动力；全体国民高度的守法意识，特别是自觉的纳税意识，是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顺利实行的重要保证。
　　　
　　当然，北欧能够实行“三高”政策，还有一些其他条件。如长期没有战争，对外奉行“中立”政策，国防开支少等，也有助于社会稳定和财富积累。
　　
　　北欧能实行“三高”政策，是由北欧诸国的国情决定的。这种政策虽然令人神往，但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照搬照抄的，即使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难做到北欧那样。发展中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起步晚、财富积累底子薄、法制不健全和执法守法意识不强的发展中国家，是实行不了的，勉强实行只能有害无益。
　　
　　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缩小了人们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财富不均、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世界上公认，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标准是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北欧的基尼系数只有0.25，是目前世界上最低的，比中国改革开放刚实行的1978年的0.16略高。近些年，北欧国家较高收入的人群，对高福利有些不同的声音，认为这是一种贫富“拉平”的政策，不利于调动劳动积极性。但据说广大劳动群众是满意的。西方经济界也有一种看法，美国作为一个有近三亿人口的大国能一直保持比北欧和西欧更强的经济发展势头，是因为美国的基尼系数比它们高，维持在0.37－0.40。
　　　
　　如何求得“刺激劳动积极性”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平衡，如何做好劳动机制与福利机制的调节，这是各国政府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北欧诸国注意抑制贫富不均和收入差距扩大的政策精神是可取的。我国近些年来贫富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偏高。我们应借鉴北欧政策的精神，通过税收、扩大教育和医疗保障、增加就业等举措，抑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当然，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实行社会保障，维持怎样的基尼系数，只能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现阶段的发展水平来决定，实事求是，循序渐进。

     一位从云南昆明到上海报到的大学男生因为欠缺自理能力，与父母闹市中走散后竟手足无措，连学校地点和父母的手机号都忘记，一时间蹲在路边哭泣。幸好，好心路人帮忙报警才帮他联系到了家人。
     妈妈呀，你在哪儿？你是不是不要你的乖儿子啦？呜呜呜……男大学生蹲在路边抽抽搭搭，令人产生错觉：这个人高马大的大小伙子，到底是天之骄子大学生呢，还是幼儿园大班的“高材生”？不，他恐怕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不如，小朋友遇事还知道找“警察叔叔”呢，这位大学生却只知道哭！可以想像，平时他在家里过着怎样娇生惯养的生活！
   真是哭得人心里难受！这么大的人了，怎么会连一点生活能力都没有呢？父母不可能跟着一辈子的，总得有自立的那一天的。，人生在世，哪能不遇到一点困难和挫折呢，如果都像他这样，连最基本的心理承受能力都没有，那还怎么得了！
  跟父母走失，走失之后束手无策只会哭泣，甚至，连父母的手机号都记不得——面对这个大学生、大宝宝，我们是该生气还是好笑？这样的大学生绝非个例。现在，很多大学新生报到的时候，都会跟着一个“亲友团”，有的是爸爸妈妈，有的是爷爷奶奶、七大姑八大姨，浩浩荡荡、众星捧月。有识之士为此深感忧虑：现在的孩子自理能力如此之差，将来怎么适应社会？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佼佼者？难道，这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社会在发展，我们的生活也日益富足，但与此同时，我们的一些下一代却患上了“缺钙症”，成了温室中的小草。家长们应该为此反思，教育制度应该为之反思，整个社会都应该为之反思。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培养“大学生”，我们还要培养“大人”！

     英国剑桥大学日前致信多部肥皂剧的编剧，请他们在创作时不要把剑桥大学描绘成高不可攀的精英学府，而要展示其平易近人的形象。
　　
　　这很让我惊讶。 以剑桥的成就，哪怕自称为精英学府中的金字塔的顶端，也绝没人敢于耻笑。反观我们堂堂华夏的高等学府，哪一个不以精英学府自居？这中间，有资本的老牌大学，无时无刻不炫耀自己的精英色彩；没有资本的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学校，也把打造精英学府定为努力的方向，奋斗的目标。于是，就有了“学会打高尔夫就是精英”的某大学校长的高论，有了“大学必须回归精英教育”的教育部某官员的鼓吹。一时间，大学精英化的声音甚嚣尘上。
　　
　　如何“精英”起来？软件不行，那就上硬件。一座大学的校门，可以投资三千多万元；学校建造的高尔夫球场，敢与国际水平媲美；仅有四层楼高的教师餐厅，安装有豪华观光电梯；校园内的宾馆酒店，达到四五星级标准。
　　
　　这一来，楼阁峥嵘，气派堂皇，似乎真有了“精英气象”，叫人们望而生敬畏之心，不敢亲近。
　　
　　一个在极力淡化自己的精英色彩，虽然本来就是精英中的精英；一个则生怕人家不把它当精英，而竭尽心力把自己装扮成精英。咱中国的大学和英国的剑桥居然如此不同！
　　
　　可惜的是，奢华的楼阁并不代表就是精英，正如张狂的暴发户不代表就是绅士！真正的绅士，我没见过，据说最具平民色彩，他们的气派，总是在一举手，一投足之间不经意地流露出来，而绝不刻意做作。只有那些暴发户，或通过努力奋斗积极打拼，或以坑蒙拐骗的手段巧取豪夺，或仗着手头的权力资源侵吞国家资财，暴富了起来，于是，一个个以社会精英自居，挺胸凸肚，藐视一切，睥睨天下，任何人物都不在眼里。这样的“精英”当然只能叫人齿冷。
　　
　　我们的大学，千万别堕落成这种只有面子而没内涵的暴发户！
　　
　　意大利有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著名学府，叫博洛尼亚大学。培养了数不清的栋梁，可是，学校四周断壁残垣，破败得可以。胡锦涛曾高度称赞“这就是大学精神”。我们的各大学当局，都知道什么是“精英”，什么是“精神”么？
　　
　　剑桥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纵横捭阖于政界、商界、学界，无愧于精英，但偏偏否认自己就是“精英学府”。我们中国的大学，何时才有叫板剑桥的底气？

   在今年重庆的月饼节上，展示了两个特大号的月饼王，一个重400斤，四川产，一个重600斤，重庆产。把这么特大号的月饼摆上，当然是为吸引眼球，不过更吸引眼球的是重庆产的月饼王，根据厂家的介绍，在10多天的展会结束后，这个特大号的月饼王将被运去喂猪。

　　月饼，是用来人吃的。人吃，首先为了填饱肚子，其次为了享受。月饼的诞生，既能够满足填饱肚子又能够满足享受，所以月饼一开始就属于吃的东西中的上品。而当它与节日相联，又增添了团聚、团圆的意思。还由于人是社会的细胞，人在什么时候吃什么样的月饼就与人所生存的那个社会的背景分不开。

　　如今，月饼多起来了，又很讲究了，得益于中国最近30来年的大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为各种各样的月饼提供了物质基础。人的精神追求和一些社会因素，则促成月饼变着花样地翻新。即使，有的人看着别人买别人吃，而自己却买不起吃不上，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确实大大的发展了。

　　见到同样的月饼，买不起或者吃不上，真正的来气就在这里。也就是说，月饼分出了档次，落差极大，原因在于社会中的人先有了层次之分，有的人很有权很有钱，有的人很没权很没钱。一块月饼，犹如一面照妖镜，照出了社会中的各色人等。

　　月饼，也是政治。自有人类以来，人就没有离开过吃。其实，搞政治，归根结底也是吃。执政者努力发展，让人吃饱吃好，就有了群众支持，好继续执政。一旦人吃不饱吃不好，并且大量的人吃不饱吃不好，就有了革命的因子。“穷则思变”，就是吃不下去了，不得不革命了或者改革了。到了这个时候，执政者的地位也就有了危险。清康熙、乾隆两帝均举行过“千叟宴”。康熙帝６０岁寿诞时，曾在乾清宫摆设“千叟宴”，赴宴者有１９００余人。乾隆帝刚满五十时，依样模仿，也在乾清宫开设“千叟宴”，出席酒宴者多达３９００余人。当乾隆帝８０高龄时，更是酒宴大张，在皇极殿开设“千叟宴”。这次盛况空前，邀请６０岁以上老者５９００余人参加，其中百岁老人就有数十名。康熙、乾隆举行“千叟宴”，为的就是让人知道他们尊老，和进入了盛世。可见，康熙、乾隆都很懂政治，都知道吃和政治的关系。虽然“千叟宴”就那么一顿吃，但是就此却拉近了执政者与百姓的距离。可是，很不争气的康熙、乾隆的后代们，竟一代不如一代，到后来甚至连个亲儿子也生不出来了，江山易手。这，叫历史的无奈，也是历史的必然。

　　世易时移，更关键的是后人懂得了民族、民权和民生这些道理，于是吃的意味也就跟从前有些不一样了。康熙、乾隆以一国之君的身份举办“千叟宴”，不是经常的，因为物质和财力有限。但是今天的人，各式各样的宴，却经常的了。节，在吃中淡化。

　　吃的讲究，是应时应地而生的。今天的吃也没离开政治。“天下第一月饼”，主题就跟当前的构建和谐社会有关。其他的天价月饼，有买的就有卖的，有卖的就有买的，也不光是经济的问题。月饼超出了传统月饼的含义，是个潮流，不好阻挡。只要社会上有相应的主题，商场就有相应的主题的月饼，这恐怕也是一个中国特色。对此，生气不得。如果生气，那么也应该怪自己没钱没权。为此生气，白生气。你不买，别人买。

　　天价月饼，从一开始只是一块月饼，到里面有了照相机、车、房子……正是这个社会好起来了的写照。到今年，又有公开扬言月饼喂猪的，中国人为了体现繁荣盛世绝对能够做得出，世上也只有中国人做得出。

　　老百姓面对各式各样月饼，先顺气，然后再吃。

    一外国人屡屡为一中国人所作弄。这个外国人便对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尸体进行了解剖，发现中国人的盲肠特别长。这位外国人恍然大悟说：“中国人狡猾，原来是肚里的弯弯多的缘故。”

　　中国人是不是盲肠特别长，我不知道，但是中国人“肚里的弯弯多”也是事实。幽默讲：老师问一学生，2＋2＝？，学生不回答。老师提示说：“一个苹果二分钱，两个苹果几分钱？”学生说：“给你五分钱。”老师直摇头，学生就一个劲地往上加钱。老师一气之下，教他站到教室外面。事后，同学说：“两个苹果不就是四分钱吗！”这位同学说：“不，我已经给到七分钱了，还叫我站在外面。如果真得给他四分钱，还不叫我单腿独立才怪呢！”

　　这看是一个笑话，其实倒让我们深思。正是国人的普遍的狡猾心态，才使得很多问题十分复杂。

　　比如，1＋1＝？一年级的学生肯定说是2。如果要高年级的学生回答，肯定有很多人不敢回答。如果让大学生回答，答案就可能更玄了。某公司招收员工，出了一道极为简单数学题：9+1=？可绝大多数人应聘者都是回答不等于10，而且理由多多！而且仅有一人回答得大于失的人，回答的含含糊糊。原因就是我们群体文化心理在作怪。

　　有时候，狡猾很可能是一种谋略，但是谋略过了头非但不是谋略，反而是大大的坏了坏了。当然，为人处世少不了少许的狡猾，但是一个社会如果时时处处靠狡猾行事，狡猾的个人心态也就成为群体的本能。一旦人人都把心眼用到不正经的地方，人际生存环境势必艰难。

　　在我们日常交往中，一个说话直来直去便会被人视为大忌。一次，遇到一位多年没有联系的同学。当我问及同学何处高就时？同学曲里拐弯说了一大堆，我也没有搞清同学现在干什么？事后，问及其他同学，才知道：同学是一老板。从那以后，一旦遇到类似这样的“让我猜猜你是谁”的事，尽管很不了解对方，我也只得说些含糊的话，并装着很了解对方似的，惟恐怕对方感觉出来自己其实并不了解对方。

　　社会上一个人狡猾倒也无所谓，可怕的是大家都以狡猾为能事。在交往规则中，一个狡猾时，可能是损害大家利益的可恶行为，大家能起来共讨之；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或以狡猾为能事，被惩罚的可能就是讲实话、正直的本分人。一旦，社会老实人吃亏，狡猾人大捞好处，谁还会去做诚实的好孩子。一旦社会选择了狡猾为生存规则，那样的社会将让人无所适从。我的一个亲戚曾经多次告诉我：“以前的人两个心眼子就够了，现在的人八个心眼子还不够。”很多在中国生活久了的外国人也认为：在国外生活，一张脸也就够了，而在中国则还需要一张或几张备用的脸。一个人如此多心眼和脸孔，你说活得累不累。鞠萍姐姐在小品中说：“为什么如此简单的问题，你们大人想得如此复杂？！”

　　小时候看电影，日本皇军老是称我们：狡猾、狡猾的有！那时我以为，说国人狡猾，是羡慕国人聪明。后来才知道，狡猾是弱者表现，真正的强者是不会拿狡猾当成人生的生存哲学。一个一位被日本人一向视为狡猾中国用对内诚实的心态，日本人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每年的国民总产值当于中国的十倍，当然还没有除去水分。而我们的国民中优秀分子却还在那里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不仅“狡猾狡猾的有”，而且“狡猾狡猾得狠”。每当我回想起，电影里中国老百姓的狡猾，我总想替大日本皇军说句话：“诚实的，你们的不行；狡猾的，我们的不行。”

　　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刚买来的新自行车的铃铛被人拧走了。对此，我大讲人心不古。一个同学从别人的自行车上拧下一个铃铛，安在了我车子上。并批评吃了亏不该吱声，把所吃的亏转给他人就是了。

　　小时侯听人讲：一群人吃饼，一人两个就会剩一个，一个人一次拿三个吃肯定会招来众人的反对。于是，大家争向一次拿两个吃，一个的人既想多吃又不想招众人的反对，便采用第一次吃一个后，第二次吃两个的办法。结果，靠狡猾的手段，这个人比大家多吃一个。

　　其实，从长时间看，狡猾的人并不能到大好处。从短时间看，狡猾的人也不过比别人多吃一个饼罢了。国家、民族、社会、群体和个人也是如此。如果拿我们的狡猾跟人家的诚实比较一下，国人的狡猾不仅不足称道，而且应该反思。

　　每个人都憎恨弄虚作假，而每个人又都在弄虚作假；每个人都憎恨狡猾不实，而每个人又都在狡猾不实；每个人都痛恨投机取巧，而每个人又都在投机取巧。这是国人的历史和现实，而历史和现实，总是不断重复着，塑造着一个民族的性格。连晨说：“如果我们把社会比作容器的话，那么人性就象水，在不同容器里，它就被塑造成不同模样。”

　　狡猾既可能成为是弱者生存智慧，也可能成为弱者生存的大敌。一时的迫不得已使用狡猾是值得称道的，如果事事时时靠狡猾生存，就成一个很无赖似的狡诈。一个民族如果一味靠狡猾生存的话，那么她就可能染上毒品的瘾君子。

　　狡猾可能在战胜强敌的同时，也可能成了弱者作茧自缚的枷锁。当狡猾的枷锁牢牢地缠在脖子上时，我们也就会为我们自己的狡猾付出更多。中华民族如果不彻底放弃狡猾的为人狡猾的心态，树立诚实信用的人际原则，中华民族就难以入围世界优秀民族之林。

　　最后，我用句话作结：“救救孩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达了对就业形势的担忧，多个因素给2008年中国的就业形势带来压力。首先，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青年劳动者数量达到历史新高。来自教育部的信息显示，今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创纪录的559万人。由于2007年尚有70万-80万大学生未就业，因此2008年实际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将超过600万人。另外，首批2万名“三支一扶”大学生今年已服务期满等待再就业。目前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新增劳动力正在取代下岗失业人员成为中国就业压力的最大来源之一。

　　面临失业的远不只是高校毕业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游钧提供了一组数据，“十一五”这5年，城镇每年要安排就业的人数达2400万，而在用人需求方面，按经济增长保持8%至9%的速度，约为1200万人，缺口1200万人。更重要的是，农村还有1亿～1.5亿劳动力没有出路。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640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的64%；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82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77万人。今年一季度全国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00多万人，完成全年计划的30%，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1个百分点。

　　而据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估计，仅2008年城镇失业人口将突破5000万人，农村突破2亿人。

　　官方公布的就业失业数字外人一般看不懂，所谓的登记失业率完全是自欺欺人的纸上游戏，何况我们还发明了一系列诸如“待业” “下岗”“再就业”“社会闲散人员”“无正当职业”之类含有歧视或侮辱性的新词汇，从来不告诉老百姓真实的失业率。

　　大批的辍学生，失业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游荡于城市和乡镇，并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失业队伍，这对任何和谐社会都将构成巨大的威胁！如果政府无视这支庞大的失业队伍，甚至不愿意或不屑于承认真实的失业率，政府又怎能制定可行的政策以迎对日益严峻的失业危机？

　　现在就业越来越难，没有家庭背景的年轻人即使拥有学历文凭，同样失业或谋生艰难。许多大学生每月几百元，还没有任何医疗社保福利，官方呼吁大学生改变就业观念，到艰苦的地方到第一线去，可现实又如此残酷，一方面，权利部门或企业的薪水之高令人咋舌，官员和员工的薪水已达到或超过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高水平了。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劳动力极其廉价的国家，劳工便宜得跟不要薪水一样，许多大学生十几年寒窗苦读毕业后，只能每月挣得几百元，何以养家糊口？

　　许多家庭供养一个子女几乎倾家荡产，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毕业即失业，毕业还不能够养活自己，那么现在不时发生在大学生中的悲剧就不难理解了。贫困并不可怕，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有贫困群体，可怕的是体制导致的贫困，可怕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就业之路越来越窄。

    泰国首都曼谷又一次掀起了反政府示威活动，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总理沙马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警方逮捕了85名冲击国家电视台的民盟成员，更使政局充满了变数。而唯一可以平息事件的军方力量，一方面不想因镇压民众成为历史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担心强迫政府内阁辞职，自己承担军事政变的恶名，所以一直保持中立。但僵持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接下来的事态将怎样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和担忧的问题。

时光倒退两年，他信政府由于实行经济改革，失去了社会主流的支持，军方势力一呼百应，在其出国之际发动了政变。一年后，军政府迫于内外压力，终于还政于民，恢复了大选，才使人民力量党的沙马成为总理。而沙马执政不久便陷入了和他信一样的漩涡。所谓“一样”，是因为他们面对是政治群体一样，面临的政治危机一样，这些人所使用的手段也一样。这就好比现世现报的恶性循环，让泰国走进了一个永远看不到出路的怪圈。

近期关于泰国政局的分析文章很多，对国王、总理、党派领袖、军方司令的评述也不乏真知灼见，而泰国民众的力量一直没有进入观察家们的视野。这似乎暗示着，决定泰国命运的只能是上述几股政治势力，不论总理辞职还是被迫流亡，也不论是暴力终结还是和平妥协，权势阶层一旦达成默契，一切都将归于平淡。换句话说，该暴富的依然可以暴富，该贫困的依然应该贫困，只要没人心理不平衡去争取什么权利，泰国就能成“国泰”了，至于“民安”与否，都无关政局。

其实，泰国连年动荡的起因并不是党派角力，而是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在他信执政之前，泰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2500美元，一度被世界银行评为初级发达国家。但由于泰国80%以上的人在农村，大部分人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以下，造成了社会利益总分配的不均。一边是繁荣奢华，高楼林立，人们享受着超级的现代化生活；一边是贫困潦倒，居无定所，为了生存疲于奔命。虽然他信上台后大力扶持农业，有效地缩小了贫富差距，但两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仍然令人望而生畏。

为了达到城乡利益的总体平衡，他信政府曾连续颁布惠农政策，对泰国的经济结构进行改革，却直接导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包括卫生、教育、城建、金融、能源等行业的降薪等，引发了社会主流的抗议。由于这些人长期主导着泰国的经济命脉，在泰国的政治领域同样举足轻重，所以他信的良好愿望换来的只是作茧自缚。和他信一样，沙马的压力也来自泰国富裕地区的精英群体，尽管示威的口号和公开的理由是谴责人民党有贿选行为，或者是对沙马与他信的密切关系不满，但其背后隐藏的心理所有人都能意会到，就是“沙马是他信的傀儡”和“推动修宪”。据泰国《民族报》称，在上下议院就总理沙玛及其政府的不信任动议辩论中，沙玛坚称自己不是他信的傀儡，也明确表明不会将泰国的君主立宪制改成共和制。这两句话貌似招架，无疑说透了泰国政局不稳定的实质。

不应否认，任何层次的社会改革，说到底都是一种利益再分配。在穷人收入的增多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富人收入的相对减少，这当然不是泰国既得利益集团希望看到的结果。特别是当沙马不能代表社会上层利益的时候，反对派操纵的经济、文化、政治团体就会群起而攻之，而大多数农民又没有话语权和参政权，现实的社会状态等于摆在了沙马面前两条路：一是维持社会现状，满足既得利益者的要求，对民间疾苦不闻不问；二是像他信一样逃离泰国，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去苟且偷生。

但不管沙马及其政府未来的命运如何，对于泰国政局的稳定都没有决定性的意义。抛开各利益派别的争斗不说，只要一天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富差距，泰国社会就存在一天的隐患。上层与底层（大多数人）的严重对立，又必将使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借用沙马的话说，“一个有着6300万人口的国家，不可能让一个由五个人发起的街头团伙夺过控制权”。也正是这种“不可能”，预示着泰国两个阶层长期对峙的极大可能性。

不过，沙马所谓的“不会将君主立宪制改成共和制”肯定不是玩政治术语，因为他明白，王室在泰国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虽然在党派纷争中往往表现出宽容的王者气度，如果真要触及他们的利益，“太子党”更不会善罢甘休，那样改革的结果会使他四面楚歌，甚至身败名裂。这也是泰国改革的最大难点，享有至高无上待遇的特权阶层根本不会放弃既得利益，虽然他们同样真心怜悯穷人，同样祈愿国民共同富裕，但决不代表愿意把自己的一丁点财产分给穷人，他们需要的是维持社会现状，以期子孙后代永享荣华富贵。

国王一言九鼎，军方效忠的不是议会和政府而是国王，这也是造成泰国政局长期混乱的根本原因之一。反对者之所以有恃无恐，胆敢在荷枪实弹的军警面前冲击总理府和电视台，正是猜透了王室的心理，看准了他们最脆弱的一面，在总体利益上与国王和军方保持了高度一致。由此看来，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奉行什么制度，只要专制的内核还在，大多数人就会永无宁日。在此前提下，任何动因的改革都注定要失败。

关键词句:

福田康夫否认因健康原因而辞职
距他去年9月25日成为首相不足一年
福田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我们优先考虑人民生活,就不能让政治上的讨价还价造成政治真空。我们需要一个新团队实施我们的政策。”
经济问题在今年凸显出来,福田康夫感到无能为力
总结：有自知之明，为了人民的利益期待强者治国